2019年5月11日，北京国际会议中心，由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以下简称成都山地所）牵头组织的“一带一路”防灾减灾与可持续发展国际学术大会召开。
会上，来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近40个国际组织和科研机构负责人，以及来自不同学科领域的700余名中外科学家，共同发表了《“一带一路”防灾减灾与可持续发展北京宣言》，提出将共同致力于加强科技及政策交流，推进构建“一带一路”自然灾害风险防范协同机制。
这仅仅是成都山地所在特色研究所建设期间面向“一带一路”重大需求，服务沿线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保障生态安全的一个案例。
成都山地所地处我国西南地区，区域内具有山地灾害类型多、分布面积广、危害大等特点，该区域长期面临山地防灾减灾、生态环境保护与恢复的重要任务。作为我国目前唯一一所国家级山地综合研究机构，成都山地所在该领域积累了独具特色的研究基础和技术优势。
“发展山地学科，满足国家在防灾减灾和生态文明建设方面的重大需求。”成都山地所所长文安邦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表示，这正是成都山地所的特色所在。
“主战场”在哪里
面向国民经济主战场，侧重于服务社会可持续发展和保障改善民生，突出特色优势学科，这是中科院在实施“率先行动”计划、推动研究所分类改革中，对特色研究所建设的基本定位。
“改革的号角已经吹响，而我们的‘主战场’在哪里？”这是2015年成都山地所准备申请特色研究所培育建设时，摆在时任所长邓伟和全体员工面前的首要问题。
为明确成都山地所在新一轮改革中的定位，邓伟先后主持召开了学术委员会扩大会议、职工代表大会等，在广泛研讨的基础上，进一步“诊断”成都山地所发展过程中现存问题、凝练特色研究所建设目标。
“防治一个乡、一条沟的泥石流重要吗？当然很重要。但这不完全是成都山地所作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使命。”文安邦指出，聚焦特色研究所建设的“主战场”，就要关注重点领域、重点区域和重大工程，“这是特色研究所建设的关键”。
在50年的发展历程中，成都山地所以“发展山地科学、对标国家需求”为两翼，经历了对山地科学的特征规律性认知、学科拓展、服务生态文明建设等阶段。长期以来，成都山地所注重基础研究和技术研发，但系统集成和示范推广不足，导致科技促进发展的“最后一公里”始终没有完全打通。
“成果要想落地转化，就不能只盯着文章发表和奖项申报，而要强化对行业和重大工程的科技供给，构建起从科学研究、技术研发到工程示范，再到服务行业用户的科技服务链条。”文安邦坦言，“这是特色研究所建设的重要体现。”
近年来，中西部地区科研院所人才流失现象日益严重。尽管国家层面出台政策鼓励科研人员在中西部地区发展，并明确禁止发达地区片面通过高薪酬、高待遇竞价抢挖人才，但不可否认，发达地区拥有更多机会和更广平台。
“西部地区的研究所稳住人才、引进人才难度大。”文安邦强调，如何在体制机制上保障成都山地所人才队伍建设，“这是特色研究所建设的核心”。
导向清晰 资源优化 保障有力
任何改革都不是一蹴而就的，探索特色研究所建设亦然，一切都是摸着石头过河。
改革初期，成都山地所面临众多问题：在组织模式上，存在研究分散、“小团队”研究等不利于协同攻关、产生重大成果等问题；在人才队伍建设上，存在高水平人才缺乏、人才评估激励机制不完善等问题……
这些问题就像改革路上的“泥石流”，不解决不行。
文安邦表示，成都山地所通过诊断剖析发展瓶颈，制定了问题导向的改革举措，通过不断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初步形成了导向清晰、资源优化、保障有力的制度体系。
“依托学术委员会和战略科学家咨询，研究所围绕特色方向，部署‘一三五’项目，优化特色领域布局。”成都山地所科技与合作处处长吴艳宏介绍，重大项目谋划对成都山地所前瞻策划重大项目储备、提升研究所核心竞争能力意义重大。
经过聚焦，成都山地所明确了特色研究所建设期间的5项重点推进项目：川藏铁路山地灾害综合防治技术、地震带（安宁河）山地灾害综合减灾防灾技术、山区城镇（西藏樟木）山地灾害综合防治技术、西藏高原国家生态安全屏障保育关键技术、三峡库区清洁流域建设技术与示范。
“在资源配置上，对重大项目实行经费引导、人才引进和研究生指标的‘三保障’原则。通过资源导向优化研究布局，提升特色集中度。”吴艳宏说，通过4年建设，成都山地所特色研究所建设的任务集中度增幅达14.3%，人员集中度增幅达42%。
“我们写一篇论文，研究泥石流运动、土壤侵蚀和物质循环过程，往往要连续观察、收集长期的数据才能进行分析。”成都山地所党委书记、副所长罗晓梅称，山地科学的学科性质决定了其成果产出形式不仅体现在论文上，如果采用“唯论文”的评价标准显然有失偏颇。
特色研究所建设期间，成都山地所开始转变科研评价导向，实行强化科技贡献率的人才评价制度。通过同行和用户评价相结合的方式，考核各类岗位科技人员成果的质量、效益和对研究所特色领域发展目标的实质性贡献。“同行评价学术水平，用户评价成果是否‘有用’。”成都山地所副所长陈晓清说。
与之前“面面俱到”的科研评价制度不同，改革后，成都山地所的科研人员只需在项目执行、成果产出、研究生培养及公益性工作三大类标准中选自己完成度最好的一项参评即可。
按特色研究所建设要求，成都山地所制定了“基本绩效＋重要贡献绩效”的考核模式，就不同类型、不同层级的岗位设立可度量、有实效、好操作的基本绩效考核指标。
基本绩效考核点主要为是否完成设定的岗位任务、是否达到基本要求，这是判定相应岗位工作人员合格与否的标准。同时为促进研究所进一步发展，设置重要贡献绩效，注重是否有重要贡献绩效产出、绩效的重要性与影响力，这是相应岗位评优的标准。考核办法还体现了个人对团队的贡献，并重视对社会效益和成果转化贡献的指标。
改革前，成都山地所的研究岗和转化岗采用统一标准的晋升体系，评聘职称时都需要“数论文”，且转化岗职称序列最高只到副高级职称的高级工程师。这无疑极大阻碍了从事成果转化工作科研人员的创新创造活力。
“以前为了评职称，我基础研究也做、成果转化也做。由于分散了精力，往往是哪样也没做好。转化岗位没有正高级职称指标，所里很多转化岗的同事为了评职称都想转到研究岗。”这代表了改革前成都山地所很多转化岗科研人员的现实窘境。
成都山地所领导班子意识到，要想解决成果转化人才缺乏、科研人员成果转化积极性不高的问题，必须改变职称晋升和激励机制这两个“指挥棒”的方向。
在特色研究所建设阶段，成都山地所开始对每位科研人员进行科研潜力诊断评估、分类定岗，建立研究岗、转化岗差异化晋升体系；新设正高级工程师，论文成果不再是考核和职称评聘时的必需项；鼓励科研人员以专利技术95%收益权领衔创办技术应用实体。成都山地所的转化项目也由2012年至2014年的不足50项增长到2015至2017年的180余项。
西部地区人才流失问题比较突出。“引进关键人才、培养现有人才、稳定骨干人才”被文安邦称为成都山地所人才队伍建设的“三把钥匙”。“我们建立了‘点阵＋网络’的人才引进体系和‘三段式’人才培养模式。”
成都山地所人事与人才处处长张金山介绍，点阵式宣传是指向相关领域专家宣传，请他们进行人才推荐。“目前主要通过向国外交流访问人员、国内外合作研究专家及所内科研人员宣传，将相关领域有发展潜力的青年人才推荐到所里。”网络式宣传是指通过各类媒体发布招聘引进启事，同时中国驻外使（领）馆也是重要渠道。
在实践中，点阵式人才举荐在成都山地所高层次人才引进、成果转化类岗位人才招聘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网络式宣传也有利于提升研究所的知名度。
特色研究所建设以来，成都山地所人才引进取得明显成效，新引进中科院率先行动 “百人计划”“青年俊才”4人、四川省“千人计划”2人，新聘博士人才24人。
根据人才发展规律，成都山地所制定了与国家、院、省人才项目统筹协调的“三段式”人才培养体系。经过导向培育、精准择优和强力推扶3个阶段，成都山地所引进和培养的许多人才已经成为相关领域和方向的领军人才。
通过不断优化用人制度、分配激励机制和强化人才培养等措施，成都山地所在特色研究所建设期间逐步形成了一支以中青年为主体，人员精干、结构合理、综合素质高的科技人才队伍。“特色研究所建设期间，我所省部级及以上各类人才项目或荣誉获得者数量由原来的25人增加到49人，新增人才所占比例达49%。”罗晓梅介绍。
为了打通科技服务行业的“最后一公里”，成都山地所探索构建“政产学研”科技联盟服务重大工程建设。加强与政府主管部门、行业和生产用户深度合作，建立会商机制，探索行业科技需求导向的科技供给，形成了“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合作模式。
在支撑服务川藏铁路规划选线工作中，这一改革思路得以完整体现。
“在项目申报伊始，我们就把川藏铁路勘察设计单位中铁二院直接纳入了项目参加单位，联合开展科技攻关，还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建立工程化的项目执行管理机制和常态化的科技会商机制。”成都山地所总工程师、川藏铁路减灾项目首席科学家游勇指出，“政产学研”科技联盟整合了政府引导、行业主导、科技支撑和产业协同四方资源，丰富和发展了“理论创新—技术研发—应用示范”的学科创新链条，促使研究成果得到全部应用。
科技创新能力迈上新台阶
这是一个气吞山河的改革时代。
经过一系列改革措施，成都山地所发生的变化令人振奋——在为重大工程提供科技支撑、“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科技咨询和科技救灾等诸多方面取得改革成效，科技创新能力稳步提升，在防灾减灾和生态文明建设领域体现出鲜明特色和明显优势。
川藏铁路是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最具挑战性的铁路建设工程，也是自然环境、施工技术、灾害环境最为复杂和灾害防治难度大的铁路工程。在如此复杂的地质环境条件下修建铁路，必将面临大量的科学技术难题，其中山地灾害成为局部乃至全线的关键控制节点，关乎川藏铁路建设成败。
成都山地所川藏铁路山地灾害综合防治技术项目组与中铁二院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开展深度合作，通过3年联合攻关，总结了危害川藏铁路的14种方式和22个重大灾点，开展了全线、重点路段和重大灾点3个尺度的山地灾害风险评估，集成研发了24项防治关键技术，提出了系列山地灾害防治新理论与新型结构，建设了6个示范点。
游勇称，该系列成果被川藏铁路选线全部采用，成为铁路选线关键技术支撑，并在川藏高速公路规划设计中得到推广应用。
西藏是国家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2009年2月，国务院第50次常务会审议通过了成都山地所作为技术支撑单位编制的《西藏生态安全屏障保护与建设规划（2008—2030年）》，计划用近5个五年规划期的时间，投入资金155亿元，通过实施天然草地保护工程等三大类10项生态保护与建设工程，构建西藏生态安全屏障。
经过5年建设，工程实施进度和效果如何、工程完成的目标和效益怎样、部分高寒区的退化环境是否得到遏制、生态系统是否稳定、保水固碳等功能能否正常发挥，都需要进行科学、客观的评估。为此，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向中国科学院提出科技需求，希望成都山地所牵头开展西藏生态安全屏障工程一期建设的成效评估工作，并围绕生态工程的优化与规划修编中的关键科学技术问题提供科技支撑。
在西藏高原生态安全屏障监测项目首席科学家、成都山地所研究员王小丹的带领下，成都山地所联合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青藏高原研究所等单位，在前期规划与评估的基础上，针对寒旱生境下生态恢复技术和生态工程布局等科学问题，结合新时期西藏生态文明建设的新使命，研究了高原生态环境变化规律，研发了特殊生境下生态恢复关键技术和示范，解决了后续生态工程布局、规模、时序优化的关键问题。
其于2016年完成的西藏生态安全屏障工程一期建设成效评估成果通过国务院新闻办发布，获得了西藏自治区政府的高度肯定；编制的《西藏生态安全屏障监测技术标准》颁布实施，集成研发了藏北天然草地保护与退化草地恢复、雅江河谷沙化治理与农田防护林建植、藏东小流域水土流失综合治理等生态恢复关键技术，建设示范区6个，面积2000余公顷。
我国山地面积约占陆地国土总面积的70%，山区人口约占全国人口总数的45%。我国人口与经济的快速增长，导致山区土地利用、矿产资源、森林资源等开发强度的增加与山区脆弱的生态环境难以承受的尖锐矛盾日益凸显，严重影响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安全。特别是近年来，各种自然灾害多发、群发、链发，成为中国城镇化及乡村振兴进程中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
成都山地所副总工程师、樟木口岸减灾项目首席科学家王全才表示，山区城镇防灾技术面临的两大难题是灾害风险判识与监测预警、城镇防灾减灾技术体系与标准，其中的关键科技问题涉及城镇山地灾害动力机制及趋势风险、城镇山地灾害实时监测预警技术和城镇山地灾害系统解决方案。
2015年“4·25”尼泊尔8.1级地震造成西藏樟木口岸运行中断，山地防灾减灾被列为樟木口岸恢复通关的“一号工程”。王全才带领团队牵头承担了这项重要任务。经过4年多的科技攻关，他们丰富和完善了山区城镇防灾技术体系，研发的高烈度区地震边坡位移控制设计与柔性防护技术被成功应用在樟木口岸山地灾害防治工程中，确保了口岸及早、安全地恢复通关。该口岸已于2019年5月29日恢复了货运功能，距离全部恢复通关又进了一步。
特色研究所建设期间，成都山地所在中国科学院院士、学术副所长崔鹏的带领下，成立了中科院第十个海外科教合作中心——“中国—巴基斯坦地球科学研究中心”，构建了“国际减灾科学联盟”，与国际减灾领域的机构和科学家联合开展“一带一路”自然灾害风险与综合减灾、中巴经济走廊自然灾害与风险防控、跨界河流灾害治理等研究，并在人才培养、减灾援助、平台建设方面探索更广泛的合作空间。
此外，成都山地所还积极发挥思想库作用，围绕国家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展开科技咨询，及时将科学研究中发现的新问题、新趋势、新情况和新思路，通过专家咨询建议的方式提供给决策部门。许多咨询建议在国家和地方改革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决策咨询作用，并产生了重大影响。成都山地所纪委书记蔡长江介绍，与试点建设前相比，专家咨询建议提交和采用应用数量均实现了翻番。
同时，成都山地所积极参与了“4·25”西藏地震、“6·24”茂县特大山体滑坡、“8·8”九寨沟地震、金沙江白格滑坡堰塞湖灾害等重大应急救灾工作，彰显了社会使命与责任。
支撑山区建设 共创美丽中国
新时期，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日益突显。如何将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是生态文明领域特色研究所建设将要面临的挑战。
文安邦表示，未来成都山地所将围绕“支撑山区发展、共建美丽中国”这一思路继续深化改革，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发展山地科学。
这是面向未来的战略新思维。
我国山区面积广大，美丽山区是美丽中国的重要组成部分。美丽山区建设，一要保障山区安全，二要促进山区振兴、实现安居乐业。
在成都山地所的蓝图里，未来发展要秉承“认知山地科学规律、服务国家持续发展”的使命，立足我国山区，面向“一带一路”，对标生态文明、美丽山区建设的科技需求，聚焦“两带两路两廊道”主战场（“两带”是指长江经济带—长江上游生态安全屏障、 “一带一路”中的丝绸之路经济带；“两路”是指川藏高速公路、川藏铁路；“两廊道”是指中巴经济走廊、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不断破解“山区基础建设与频发的山地灾害、资源开发与脆弱生态胁迫、生态功能异质性与承载适应力的山区振兴”等科技问题，以山区发展安全为核心，以防灾减灾为途径，以生态安全为保障，提高创新能力，发展山地科学，全面提升成都山地所对我国美丽山区建设的科技供给能力，建成骨干引领、世界一流的山地科学研究机构。
围绕这一思路，成都山地所提出了未来发展的三大科技计划。
一是重大复合链生灾害综合减灾。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十八次会议指出，“从注重灾后救助向注重灾前预防转变，从减少灾害损失向减轻灾害风险转变，从应对单一灾种向综合减灾转变。”
在灾害形成机制上，许多自然灾害特别是等级高、强度大的自然灾害发生以后，常常诱发出一连串的其他灾害，形成灾害链。
“我们之前的防灾减灾研究多对崩塌滑坡、泥石流、堰塞湖、溃决洪水等灾害分别进行研究，未来研究方向要向跨尺度多时空要素灾害信息的获取和分析技术、复合链生灾害时空演变全过程物理模型构建与定量预测、基于关键节点与过程调控的复合链生灾害综合减灾技术体系等转变。”崔鹏说。
二是长江上游山地生态安全与山区振兴。围绕水资源与生态系统、梯级水电工程与环境、环境承载力与国土空间、生态安全与山区振兴等问题，成都山地所将为长江大保护和长江经济带可持续发展提供科技支撑。
三是进一步加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自然灾害是“一带一路”重大基础设施建设与区域可持续发展的重大威胁，防灾减灾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共同面对的重大现实问题。未来成都山地所将加大国际合作力度，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防灾减灾相关项目研究、人才培养方面展开更为广泛的合作。
成都山地所，这家因山地研究而设立和发展的山地综合研究机构，必将在未来国内国际的山地学科、减灾防灾、生态文明建设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