扎根寄生虫研究的“父女双院士”

唐仲璋（左）逝世前一个月与女儿交谈。

唐仲璋（左三）家中指导研究生。

唐崇惕在内蒙古科尔沁草原野外实验室工作。

如果我一觉醒来，发现自己依然年轻、刚出校门，我还要选择寄生虫学这门科学作为自己的终身事业。即便再有一次生命，我选择的也将是这项事业。——唐崇惕

■本报记者 温才妃 通讯员 欧阳桂莲

不久前，中国科学院院士唐崇惕为纪念生父中国科学院院士唐仲璋诞辰115周年，也为支持生命科学领军人才培养，向厦门大学捐赠了100万元设立“唐仲璋生命科学育人基金”。

作为我国著名寄生虫学家和生物学家，唐崇惕平日生活虽朴素，却毫不“节约”在科研和人才培养上的心力。

“女承父业”，成就“父女双院士”

对于出身于寄生虫病研究世家的唐崇惕而言，“女承父业”这四个字的背后，是一段传为佳话的动人故事。

她的父亲唐仲璋是我国著名生物学家、寄生虫学家和生物学教育家，我国寄生虫学开拓者。12岁便成孤儿的唐仲璋通过半工半读励志求学，在人体、经济动物及人兽共患寄生虫病病原生物学和流行病学的研究领域付出一生心血，对我国寄生虫病害的防治和寄生虫学基础理论的建立和发展，以及寄生虫科学的人才培养做出了杰出贡献。

唐崇惕耳濡目染，早在大学时代，就跟随父亲深入血吸虫病区、丝虫病病区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调研和防治工作。

她的治学方向和远大志向，在父亲的影响下，清晰而坚定。

1954年，唐崇惕从厦门大学生物系毕业后，分配到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生物系工作，成为著名动物学家张作人的助手，协助科研并指导研究生的实验工作。1957年，唐崇惕调到福建师范学院，又成为父亲的助手。在父亲的学识和学风熏陶下，她得到了迅速的成长。

上世纪50年代，有一种世界性分布的人鼠共患西里伯瑞氏绦虫病，在福州附近各地广泛地传播，就连食谱简单的八个月大的婴儿都深受其害。唐崇惕和她的父亲牵挂此事，寝食难安，下定决心要为此做一些努力。在一次次的家访中她发现，这名婴儿曾在地上抓食猫饭，猫饭中有一种蚂蚁，很有可能就是绦虫病的宿主。

经过废寝忘食地取样、试验、解剖和观察，唐崇惕终于在预想的传播媒介里发现此寄生虫的幼虫。在用培养皿保存好幼虫后，唐崇惕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回家把这个消息告诉她的父亲和“战友”。还在吃饭的父亲放下手中的筷子，二人重回实验室，在显微镜下不断求证、绘图，终获成功。

就是这样的“传帮带”和“并肩作战”，成为父女之间联系的亲密纽带，也成为他们共同回忆的美好岁月。

上世纪70年代，父女两人来到厦大工作。

1980年，唐仲璋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11年后，唐崇惕也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父女共同从事寄生虫学研究，又同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实为一段佳话。在外公唐仲璋和母亲的悉心教育与培养下，唐崇惕的儿子也成为从事寄生虫学研究的学者。祖孙三代攻克课题并发表论文，也成为一段美谈。

如今，唐仲璋已经离开了，而那个定格了父亲过世时间的钟，成为了唐崇惕对父亲永恒的记忆。

被称为“科研候鸟”的“女汉子”

回忆起跟随父亲从事教学科研的往事，唐崇惕目光愈加柔和。

她深情地说：“父亲常常对我讲，教学和科研要相辅相成、互为补充，科学研究是探究自然规律的真理，教学是传播真理。父亲潜心科研、爱生如子，他的一言一行影响了我的一生。”

早年间，条件艰苦。唐崇惕带着简陋的显微镜和解剖器材，足迹踏遍了寄生虫病流行的穷乡僻壤。从东海之滨、江南水乡到关外的大兴安岭南北麓、内蒙古大草原，从青海高原到天山牧场和伊犁河畔，从山西黄土高原、湖南洞庭湖、江西鄱阳湖到山东黄河之滨，这位不折不扣的“女汉子”用脚步丈量土地，甚至被门下的研究生戏称为“科研候鸟”。

野外田野调查和实验室内的人工感染实验相辅相成，一方祠堂、一个戏台，摆上显微镜，就是流动的实验室；打个地铺，就是临时宿舍，随时随地都能开展科研。“以实验室为家，以家为实验室”，唐崇惕在科研上的痴狂和智慧，得益于父亲，践行于己身，受赞于业内。

“年轻人强则中国强，以后我们国家的希望还在年轻人身上。”唐崇惕常说，自己最喜欢人家称呼她“唐老师”。她把从父亲那里继承来的科研精神和家国情怀，传承给了她的学生们。

找到感兴趣的领域，开展独立研究的课题，野外田野调查，独立完成毕业论文……唐崇惕的学生们身上压的担子，在唐老师独特的科研训练下，迅速转化成独立思考、实践创新和脱胎换骨的成长。

唐崇惕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专业人才，为中国的寄生虫学发展注入了新生力量。她所主持的教育部寄生动物研究室，也成为全国寄生虫学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并成为享誉国内外的知名研究机构。

做祖国需要的逆行者、开拓者

“科学是没有国界的，但科学家是有国界的。”唐崇惕如是说，也如此行。

动荡岁月，纵使家徒四壁，一家人饱受疾苦，父亲唐仲璋仍在攻坚克难，潜心于血吸虫病的研究。抗战时期，因日寇侵占北京，他不愿在日军占领下工作，愤然离开。留学美国期间，获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喜讯，他又毅然放弃继续深造的机会，历尽艰辛回归祖国。

在他的言传身教下，在几十年岁月的浸润中，唐崇惕也如父亲般在祖国需要的领域披荆斩棘、探索求真。

每谈及为何做科研，唐崇惕朴素的话语中不无力量：“当时的中国的确笼罩在寄生虫病的阴霾里，我们做科研不为人类健康着想，那就失去意义了！”

于是，在卫生条件极差的流行病区，在寄生虫疾病面前，在简陋的科研条件下，唐崇惕和她的父亲选择的是迎难而上。“她不仅继承了父亲艰苦奋斗的科研作风、祖祖辈辈除害灭病的奉献精神，还有一颗奉献祖国的心。即使面对当时西方国家先进的实验条件和优越的生活环境，她也不为所动，坚持留在厦门大学从事教学和科研，做祖国需要的逆行者、开拓者！”厦门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党委书记左正宏说。

在唐仲璋、唐崇惕弟子眼中，从对人体危害性较大的日本血吸虫病和西里伯瑞氏绦虫病，到对畜牧业危害严重的胰阔盘吸虫病和肝双腔吸虫病，从寄生虫病害的防治到寄生虫学基础理论的建立，父女两代人解决了一个又一个危害国人健康的寄生虫学疑难问题。他们所具有的家国情怀和科学家精神，也影响了一批批青年学子和科技工作者砥砺前行。

“欣逢盛节数年华，未称良师愧佩花。愿为晏陶充骋力，崎岖路上作泥沙。……”在1985年中国第一个教师节之际，唐仲璋创作了一首《教师节》诗词，甘为人梯、无私奉献的崇高信念在诗中一览无余。

“如果我一觉醒来，发现自己依然年轻、刚出校门，我还要选择寄生虫学这门科学作为自己的终身事业。即便再有一次生命，我选择的也将是这项事业！”“我热爱的是科研，不是背后的身份。”唐崇惕不止一次这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