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奎岭院士：以诚信回应公众的科学期待

作者 | 丁奎岭（中国科学院院士、上海交通大学常务副校长）

在当前这个最需要科技的时代，科技界有必要开展科研诚信大讨论，要让公众看到我们做了什么、怎么做的。

“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智慧的时代，也是愚昧的时代；这是信仰的时代，也是怀疑的时代。”查尔斯·狄更斯写在《双城记》开头的这段话，对于我们科技工作者而言，同样具有警醒意义。

毫无疑问，当今中国正处于科技发展的最好时期。“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要依赖科技和人才来实现，中国对科技创新的需求极其迫切。我们出国交流时，常见到国外科学家表达对中国科学家的羡慕。优越的科研政策和科研环境正在吸引世界各地的优秀人才，来中国做研究的外国学者与日俱增。

与此同时，公众对科技的期待也在日益提升。

“怎么又卡脖子了呢？”“为什么拿不到诺贝尔奖呢？”我们常常看到公众热切关注这些话题，希望我们国家的科技工作者更加奋发有为、积极进取，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勇立潮头，以科技的创新发展促进国家综合国力的提升。与高期待相伴随的必然是严要求。

我们也常常看到大家谈论科学界的学术不端现象、违反学风与学术道德案例，对个别科技工作者的不良行径表达失望与痛心。

因此，在这个最需要科技的时代，科技界有必要开展科研诚信大讨论，让公众看到我们为了营造良好的学术氛围究竟做了什么、怎么做的。

首先，我们应该明确什么是学术不端。这个问题不仅要在科技界内部达成共识，还应当向社会和公众做必要的厘清。

学术不端现象也曾是发达国家科技发展过程中遇到的棘手问题。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美国科技界深受学术不端行为的困扰，部分美国高校及研究机构奉行“家丑不可外扬”，对学术不端行为进行庇护，导致学术声誉受损。

为了打击此类行为，美国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使得学术风气有了很大提升。2000年，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OSTP）定义了学术不端的3种形式：

一是伪造，即伪造资料或结果并予以记录或报告；二是弄虚作假，指在研究材料、设备或过程中作假或篡改或遗漏资料或成果等；三是剽窃，指窃取他人的想法、过程、结果或文字而未给予他人贡献以足够的承认。同时强调学术不端不包括“诚实的错误”或者“观点的分歧”。这三条渐渐发展成为目前广受国际学术界认可的定义。

在明确了学术不端的定义之后，接着就要确立判断学术不端行为的准则。

对此，国际上也有通行的三个判断依据，即该行为是否严重背离相关领域的常规做法；相关行为是否是蓄意的、明知故犯的、肆无忌惮的；对其投诉的证据是否确凿。依照这三条准则，科技工作者一旦被判定为学术不端，就应该得到严厉的制裁。反之，则不应该过度干扰其正常的科研活动。

遏制学术不端行为，除了严厉的惩罚措施，还应该加强公众监督。

诚然，公众并不总是具备足够的科技素养，有时难免也会以感性的认识代替理性的思考，混淆学术争鸣与学术不端之间的界线，但我们应该报以尊重和理解，以自审的视角看待，以积极的态度应对。

我在十余年的科研管理工作中，接触并处理了一些学术不端事件。面对科研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如何用科学的思维、科学的方法来解决？如何既拿出让公众信服的科学证据、又起到惩前毖后的效果？这非常考验管理部门的责任和智慧。

一方面，我们要积极向公众普及相关科学知识，提升全民科学素养；另一方面，也需要适度将“观众”与“裁判员”分开，让更具职业素养的人来处理和认定学术不端行为，并且树立其在学术诚信领域的威信。双管齐下，才能收获最好的效果。

科技界和公众之间具有天然的千丝万缕的联系。科学研究的经费大多数都来源于纳税人缴纳的税款；而科学创造的一个重要目的也是回应国家和公众的需求。

无论在哪个时代、哪个国家，让公众理解科学、信任科学，都是科学家的重要使命。当公众因为视野的局限性、不能正确理解科学时，科学家有必要担负起责任，保持虚怀若谷的态度，向公众宣传和普及科学。

谈到科学普及，青少年群体最需要浸润科学的阳光雨露，这对我们中华民族整体国民素质的提升意义深远。

这些年，我们的高考历经多次改革，有成功的探索，也免不了有一些失败的经验教训。

基础教育阶段是建立一个人系统科学思维的重要时期。数、理、化、生等基础学科都不可偏废。青少年未来并不一定从事这些职业，但全面的科学教育一定能够帮助他们塑造理解科学、尊重科学的价值观，形成理性思辨的良好习惯，让他们在今后的人生道路中能够更好地适应日新月异的科技发展。

总而言之，营造风清气正的学术氛围，是科技界义不容辞的责任。

从专业的角度来讲，我们要对学术不端进行明确的界定，以公正公平的方式维护学术的尊严和公信力；从社会的角度来讲，我们要夯实基础教育，加强科学普及，让公众更好地理解科学、理性思考。

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科技工作者要秉持求真务实的精神，从我做起、从点滴做起，脚踏实地，勇于创新，为追求真理而不懈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