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卫：继续加大对基础研究的战略前瞻性引导

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的支持下，近年来，我国的基础研究攀升速度不断加快。今年1月的最新数据显示，中国的学术工作影响力已经从去年的全球第四上升到第二位，仅次于美国。进入“十三五”的第二年，科学基金将有哪些新动向？为此，本报记者专访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杨卫。

《中国科学报》：我国基础研究现在的发展态势如何？在国际中处于怎样的地位？

杨卫：“十二五”以来，我国科技整体能力持续提升，一些重要领域方向跻身世界先进行列，某些前沿方向开始进入并行、领跑阶段，正处于从量的积累向质的飞跃、点的突破向系统能力提升的重要时期。

从总量上看，无论学术产出还是学术影响力都快速增长。2016年，发表的论文数已经接近总量的20%，其中高水平论文的比例也接近20%，且后者的增长速度更快；有国际影响力的科学家的比例从3年内从4%增长到6%。

从经费投入来看，过去10年间，我国基础研究经费从155.8亿元增长到670.6亿元，年均增长率17.6%。科学基金经费增长更为迅速，“十二五”期间，科学基金财政拨款增长了36.82%，2016年预算达到248亿元。

在这样的支持力度下，成效显著。最新数据显示，我国发表在最具影响力国际期刊上的论文数量连续6年居世界第2位，占总量的15.2%，其中54.6%的论文受到科学基金资助。近5年来全世界发表的高影响力论文中我国占18.1%，其中受科学基金资助的论文占全世界的11.3%，占我国的62.4%。

尤其最近这几年，中国的崛起非常之快，呈现明显的攀升过程。可以说，我国高水平科研成果已经从涓涓细流变成江河纵横，有望成为汪洋大海。

《中国科学报》：“十三五”进入第二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将从哪几方面引导我国基础研究的战略发展？

杨卫：根据科学基金“支持基础研究、坚持自由探索、发挥导向作用”的战略定位，一直致力于鼓励创新、为科学家创造宽松的科研环境，一方面充分尊重科学家的学术兴趣，鼓励科学家自主选题，自由探索，宽容失败；另一方面，高度重视战略前瞻，加强顶层设计，关注颠覆性技术，在发挥导向作用的基础上发挥科学家的自主创新能力。

首先，继续支持前沿高水平研究，增强我国在国际舞台的发言权。

第二，提高质量。国家对基础研究非常重视，3年来，科学基金的预算从161.5亿元增加到了248亿元，作为资助机构，我们必须保证“选对人、给足钱、放手干”，促成更多高水平科研成果问世。

第三，坚持诚信，对科研不端行为“零容忍”。

第四，加强对战略前瞻方向的支持力度。中国从大国向强国迈进，不能仅从兴趣出发，科技源头的供给是基础研究的供给，如果没有战略前瞻，源头的结构将无法把握。“十三五”期间，科学基金将逐步加强对源头创新的战略布局。

《中国科学报》：我国在颠覆性创新、源头创新方面一直较为薄弱，应该如何加强？

杨卫：实际上，我国已经进入了一个颠覆性创新、源头创新逐渐涌现的时期。作为资助机构，科学基金也在不断根据国家需求调整支持方向和评审方式。

首先，颠覆性创新必然要颠覆过去的东西，可能分歧比较大，必然要考虑与现有评审制度有所不同的方式，目前正在探索如何对这类项目采取从共识性科学评价向非共识性科学评价转变。

颠覆性创新往往出现在交叉科学，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最近5年主打的口号就是“融合”。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定位是支持基础、前沿和交叉，目前在交叉方面做的还不够，未来会加大对交叉领域战略前瞻的支持，在科学基金的4大资助系列中也新增了融合系列。

第二，支持颠覆性源头创新，必须有负责任、有约束的自由裁量权。

第三，探索更稳定的支持方式。2016年，基金委试点实施基础科学中心项目，旨在集中和整合国内优势科研资源，相对长期稳定地支持科研人员潜心研究和探索。这一项目竞争困难、筛选苛刻，但是一旦选上，支持力度很大、时间跨度较长，相对宽松。目前已经批准资助3个项目，直接费用51170万元。今年将继续支持新的项目。

《中国科学报》：基础研究如何更好地成为创新的源动力？

杨卫：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到，在从大国向强国迈进的过程中，随着技术水平、产业水平的提升，在战略竞争领域进口技术无异于“与虎谋皮”。总书记在科技三会重要讲话的未来发展思路中，首先就提到夯实科技基础，可见创新驱动发展根在基础研究。

创新驱动由“创新”和“驱动”两部分构成。创新通常由高校、研究所和企业的专业人员承担，而驱动则由政府、企业管理层和金融投资者主导。创新涵盖多种科学研究，而基础研究是科学之本、技术之源，是提升原始创新能力的根本途径，是无可替代的“源头供给”。

基础科学创新要造福经济，必须培育研发活动的全链条——从基础科学到技术、产品和市场。基金委就是该链条的源头供给者。科学基金“十三五”发展规划中提出了118个学科优先发展领域和16个跨学科优先发展领域，其中很多领域都体现了对接网络强国战略、“互联网+”行动计划、国家大数据战略以及《中国制造2025》战略等国家需求。

目前，由于进一步面向国家重大需求，科学基金中技术创新类的成果也越来越多，比如新材料制备、新的成像技术、新的测定分析方法等，这些成果的涌现既可以解决国家的重大科学技术问题，也可以通过技术的进步提升我国原始创新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