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付毅飞

他的传奇人生与我国航天发展史上的多个第一密切相连：第一颗人造卫星、第一颗遥感探测卫星、第一颗返回式卫星、第一次绕月探测……他被业界公认为中国的“卫星之父”；在他领导下所发射的卫星，几乎占到中国航天飞行器总数的三分之一；他亲历、见证、参加、领导了中国航天从起步到目前为止的全部过程；阅读他的一生，就如同阅读新中国航天事业发展的历史。

2010年1月11日，孙家栋出席国家科技奖励大会。CFP/供图  

人物名片

孙家栋，1929年4月出生，辽宁省瓦房店市人。1958年毕业于苏联儒可夫斯基空军工程学院飞机设计专业。历任国防部五院一分院设计部研究室主任，总体设计部副主任。1967年调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任总体设计部技术负责人。1978年起历任七机部五院副院长、院长，七机部总工程师，航天部科技委副主任，航天部副部长，航空航天部副部长，中国航天工业总公司科技委主任。1985年获2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1999年荣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现任航天科技集团公司高级技术顾问、国家航天局特别顾问、总装备部科技委顾问。

2010年1月11日，人民大会堂，国家科技奖励大会。

“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代表孙家栋，登上奖台，领取2009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作为资深航天专家，孙家栋亲历、见证、参加、领导了中国航天从起步到目前为止的全部过程，他是我国第一代多个首发卫星技术负责人、总设计师，他是我国多项重大航天工程大系统总统计师，他领导下所发射的卫星，几乎占到中国航天飞行器总数的三分之一。

如今是耄耋之年的孙家栋，还有一个梦想，就是让“中国航天的触角能够伸向更加遥远的太空”。

良师引导踏上航天路              

对恩师最好的回报是让中国的卫星飞得更高更远

回想一生走过的道路，孙家栋说：“钱老（钱学森）是我尊敬的领导和良师益友，他的谦虚、严谨、认真的工作作风，我一生受用。”

1958年4月，孙家栋从苏联归国，被分配到当时国防部五院一分院（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的前身）总体部，那年“五一”节前，他第一次见到了时任五院院长的钱学森。当时钱学森经常到总体部检查工作，并亲临设计现场和大家讨论问题，对快速进步的孙家栋青睐有加，两人的接触次数逐渐多了起来。

两年后，我国科技人员跟着钱学森走出了一条独立自主发展的航天之路，用国产燃料成功发射了首枚近程弹道导弹。那时孙家栋已经担任了导弹型号总体设计室主任。

工作中，钱学森的言传身教让孙家栋深受触动。

一次，我国自行研制的一种新型火箭即将运往发射基地，按惯例产品出厂前要完成装配、测试工作。其中惯性制导系统平台上的4个陀螺应完成精确装配后，再拆下来重新包装运输。由于时间紧，车间师傅找孙家栋商量：“4个陀螺是同一批次生产的，第一个能装上，其他3个应该没问题。是不是可以不装了？”孙家栋觉得有一定道理，便同意了。没想到在发射场装配时，有个陀螺却怎么也装不上，只好立即向钱学森报告。

钱学森听了汇报后没有批评孙家栋，而是让大家仔细加工研磨后再试装，并亲自来到现场察看。孙家栋回忆道：“那种精密部件研磨起来很费时间，可钱老没有不耐烦。我们从下午1点开始，一直干到第二天凌晨4点才装好，他在现场就一直陪到凌晨4点。”这件事给孙家栋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虽然钱老没有直接提出批评，但那种无声的力量让人感到比批评更严厉。”此后，他在工作中严抓质量，再也不敢有丝毫松懈。

1967年，在钱学森力荐下，孙家栋由火箭转到卫星，担任我国首颗卫星总体技术总负责人，领导“东方红一号”的研制工作。从此，他开始在新的舞台上大展身手，从“东方红一号”到“嫦娥一号”，在中国飞上太空中的一百多颗卫星中，由他负责抓总研制发射的卫星就有30多颗。

半个世纪来师从钱老的宝贵时光，让孙家栋永远难忘。“对恩师最好的回报是让中国的卫星飞得更高更远。”他说。

勇克困难奏响东方红              

“十八勇士”的聚会，使卫星总体设计部如虎添翼

1967年7月29日，北京正值盛夏，骄阳似火。

在这个酷热的午后，孙家栋正伏案进行导弹设计。为了不让汗水滴到图纸上，他用一条毛巾围住脖子，其状颇为古怪。

一位不速之客推门而入，开门见山：“我是国防科委的汪永肃参谋。为了确保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研制工作顺利进行，中央决定组建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钱学森院长向聂荣臻推荐你了，根据聂老总的指示，决定调你去负责卫星的总体设计工作。”

就这样，他扛着被卷书箱去新岗位报到了。

发射卫星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1957年10月4日，苏联成功发射了人类首颗人造卫星，次年5月17日，毛泽东在八大二次会议上发出号召：“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随后，聂荣臻委派钱学森以及当时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张劲夫、国防部五院副院长王铮负责卫星规划。然而由于三年经济困难，卫星任务受到了影响，中央决定调整空间技术计划，把工作重点转向研制探空火箭。直至1965年，国家重新开始制定卫星计划，并确定了1970年发射，卫星要“上得去、抓得住、听得到、看得见”的总体目标。

孙家栋参与进来时，时间已十分紧迫。如何尽快组建卫星总体设计部？如何按工程的研制规律一步步往下走？各系统怎样联接起来？联接起来后又怎样作试验？一个个难题摆在面前，他决定从组建队伍抓起。

然而，“文革”年代，派别林立；发射卫星又是人人都想参与的大事。对于年轻的孙家栋来说，选人时稍微处理不当，很容易“引火烧身”。自己被“上纲上线”事小，影响卫星研制工作事大。在钱学森的鼓励下，他横下心，抛开顾虑，一切以搞卫星需要为标准。经过详细考察，他从不同专业角度和技术特长出发，最终选定了戚发轫等18人，这就是中国卫星发展史上有名的“十八勇士”。

“十八勇士”的聚会，使卫星总体设计部如虎添翼。攻克重重难关后，卫星初样在1969年10月基本告成。1970年4月24日，“东方红一号”卫星发射成功，奏响了中国人向太空迈进的序曲。卫星上的全部元器件、设备和材料，以及许多理论和技术难关的攻克，都是中国自己的产品和成果，它是中华民族智慧和精神的结晶。

　　友情客串火箭出国门              

客串“生意人”，争取美国的卫星许可证是他谈判生涯中的精彩之笔

1976年12月，孙家栋以中国航天专家的身份，随团赴法国、联邦德国、荷兰、意大利等国家的航天部门考察访问，了解欧洲空间技术的发展水平。此后，他开始频繁地参与国际交流活动。

通过一次次对外接触，他增长了见识，在国际上树立中国航天大国的思路逐渐充实。

1985年10月，我国政府庄严宣布：中国的运载火箭将投入国际市场，承揽对外发射业务。这一消息在国际上迅速引起强烈反响。几乎在同时，经中央批准，孙家栋升任航天工业部副部长，又一次受命于中国航天发展的关键时刻。

发射外星，是带有商业性质的国际间技术合作，中国航天人不仅要懂得研制火箭发射卫星，也必须学会与国外商家打交道，孙家栋又客串起“生意人”的角色。其中争取美国政府发放“亚洲一号”卫星许可证是他谈判生涯中的精彩之笔。

1988年，香港亚洲卫星公司购买了美国休斯公司生产的通信卫星，起名“亚洲一号”，并准备让中国的长征三号火箭将其送入太空。但卫星要从大洋彼岸运到中国，必须有美国政府发放的出境许可证。争取许可证的使命便落到了孙家栋的肩上。

这年10月，他代表中国与美国签订了《卫星技术安全》和《卫星发射责任》两个协议备忘录。但因双方对若干国际贸易问题存在较大分歧而未达成最终的协议。11月第二轮会谈，谈判桌从北京搬到了华盛顿，孙家栋作为代表团团长再次领命出征。

谈判中，面对美方咄咄逼人的气势，他毫不示弱，据理力争，坚决反驳“中国发射外星扰乱国际商业发射市场”论。因为圣诞节即将来临，美方代表大多订了20号出外旅游度假的机票，无心恋战。孙家栋抓住对方的心理，制定了“拖住不放”的战术，一直谈到19号，终于签署了协议。谈及此事，他笑道：“当时在楼上都能听到美方代表的妻子、孩子等着出发，急不可待的说话声。”

次年1月，中国长城工业公司与香港亚洲卫星公司，在人民大会堂正式签署了卫星发射服务合同。聂荣臻听说此事，拉着孙家栋的手高兴地说：“中国能为世界上科技最发达的美国发射卫星，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发射外国卫星对于中国航天事业来讲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

1990年4月7日，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内，气氛紧张得让人窒息。“我一生中亲历

过数十次发射现场，但那一次格外紧张。”孙家栋说，“当时大厅内一片寂静，我除了能听见自己的心跳，甚至还能感觉到周围人的心跳。”

21点30分，长征三号运载火箭雷霆般呼啸着拔地而起，21分钟后，精确地将“亚洲一号”卫星送入预定轨道。现场的美方专家叹道：“没想到中国的运载火箭能达到这样的水平！”

如今回想起当时的情景，孙家栋依旧百感交集：“我突然想到小时候，老人常说‘洋火、洋油、洋车’，身边到处是外国产品。终于，我们的火箭能发射美国卫星了，那种激动与自豪，难以用语言形容。”

身经百战嫦娥终奔月              

2004年，75岁的孙家栋接受新挑战，出任绕月探测一期工程总设计师

自古以来，“嫦娥奔月”这个凄美的神话故事广为流传，令文人骚客感慨万千，让百姓对遥远的月球充满了向往。

对于我国航天人来说，这份向往显得更为迫切。

从1958年至1976年，美国和苏联一共进行了118次对月探测活动，那时起，我国科学家便一直关注其进展。1994年，我国经济实力逐渐雄厚，载人航天工程也已经立项，表明我国已经具备实现载人航天的技术能力和工程能力，再加上航天技术获得了多项成就，以此为基础，有关部门组织专家，开始对开展探月活动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进行论证，孙家栋也参与其中。

刚进入新世纪，时任国防科工委副主任、国家航天局局长的栾恩杰开始频繁联系孙家栋，两位在业内极具影响力的“老航天”一拍即合。他们认为，按照国家当前的技术水平和经济实力，完全可以开展月球探测工程，只要能正确把握需求牵引关系，即可着手考虑工程实施的大思路。紧接着，他们又把几十年来对月球资源应用有着浓厚兴趣的欧阳自远找来，一起谋划该工程的框架。

几经酝酿，栾恩杰2000年10月在“世界空间周”庆祝大会上宣布：“在空间探测方面，将实现月球探测……”这是中国高层首次向外界表露探月的决心。

2004年1月，绕月探测一期工程正式启动。已经75岁的孙家栋接受了新的挑战，出任工程总设计师，此举让周围的人十分敬佩。

中国探月工程副总设计师张荣桥说：“许多人到了孙老那个年纪，取得了那么多荣誉，通常都会有‘保持晚节’的心态，而孙老却敢于承担风险，勇挑重担，让我们这些后辈深受鼓舞。”

孙家栋不愧是航天工程总体大师，担任五大系统总设计师后，他不但提出了工程研制的指导思想，确定了工程目标和工程总体方案，对工程各大系统的技术途径作出重要决策，主持解决了多项关系技术问题，甚至在许多细节上都作出了周全的考虑。在他的勾画下，庞杂的工程变得井然有序。

“嫦娥一号”卫星系统副总指挥龙江表示：“孙老知识渊博、视野宽广，除了能控制全局外，还能把握关键。”他介绍说，“嫦娥一号”卫星在近月点刹车是个非常关键的环节，孙家栋对此非常关注。当科研人员还在做一些常规工作时，他已经把这些关键点剖析出来，令大家钦佩不已。

2007年11月26日9点41分，国家正式公布了“嫦娥一号”卫星传回并制作完成的第一幅月面图，发布仪式前，温家宝总理来到孙家栋面前，握着他的手亲切地说：“家栋，你是身经百战啊，你辛苦了！”

■ 钱老眼里的他

“他是中国航天事业的见证人”

您是在中国航天事业发展历程中成长起来的优秀科学家，也是中国航天事业的见证人。自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首战告捷起，到绕月探测工程的圆满成功，您几十年来为中国航天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共和国不会忘记，人民不会忘记。我为您取得的成就感到骄傲。

（摘自2009年钱学森写给孙家栋80岁生日的贺信）

“他好像还是一位28岁的小伙子”

收到钱老写给自己的生日贺信，孙家栋一字一句地看着，心里涌动着阵阵激动。钱老是他的领导和恩师，比他年长18岁，在信中钱老竟7次用“您”这个称呼，还称他80岁为大寿，这些，他都“不敢当”。孙家栋回想一生走过的道路，觉得自己能在钱学森的直接领导下工作是十分幸运的。

钱老的儿子钱永刚告诉孙家栋：“信写好后，我们又给钱老读了一遍，钱老一字一句认真听完后，签上了自己的名字。然后颇有感触地说，家栋都要到80岁了，在我的眼里他好像还是一位28岁的小伙子。”

孙家栋就是28岁时跟着钱学森搞航天的。

■ 延伸阅读

他向周总理作汇报“东方红一号”卫星初样在1969年10月基本告成。孙家栋向周总理汇报。

汇报中，总理听得十分认真，不时提出一些很详细的问题。见周总理如此随和，孙家栋几经犹豫，终于鼓足勇气把心中一件埋藏已久的事说了出来。在那个“全国山河一片红”的年代，一些科研人员为了表达对领袖的崇拜，在许多卫星部件上镶嵌了毛主席像章，而无人敢对此提出异议。“大家热爱毛主席的心情可以理解，可是这不仅增加了卫星的重量，影响卫星散热，而且对卫星的姿态会带来影响……”孙家栋郑重地说。

周总理听完，表情逐渐凝重，说：“你看人民大会堂这么严肃的地方，也不是到处都挂毛主席像。政治挂帅是要把工作做好，而不能庸俗化。搞卫星一定要讲科学，你们回去把道理给大家讲清楚，大家应该能理解。”一番话使孙家栋豁然开朗，心中的石头落了地。

■ 孙家栋说

“跑到一个单独的小房子里嚎啕大哭”

1974年冬天，我国第一颗返回式卫星在飞行20秒钟以后就爆炸了，冲天的大火让孙家栋流下了痛苦的泪水。回忆起当年的事情，孙家栋说：“1974年底发射的时候，对我们教训最大。造成这么大的失败，是由于火箭的原因。非常简单的一件小事。就是火箭里头一根导线，导线里头的铜丝断了，但是外头胶皮套没断。火箭发射的时候，一震，它就有时候离开，有时候接上，就这么简单一件事。在现场看，一片火海，半个天是红的。那个惨劲，再回想起来这十几年的心血，这么多人的代价，对大家教育是比较深的。虽然过去也强调搞航天质量第一，搞一个螺丝钉也得绝对认真地严格地来搞，但是终究没有这么大的失败的体会。”

“当时，我就有点蒙了，不知道怎么回事了，当然有些人赶快把这门打开了，跑出去了，有的人在里头就呆了。那阵子我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回事，确实是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了，跑到一个单独的小房子里嚎啕大哭。”

“炸药包问题当时把大家搞得非常紧张”

在孙家栋的印象中，几次紧要关头，他突然晕倒了。孙家栋说：“确实压力比较大，最典型的一个事情，比如说返回式卫星，就是它要回来。咱们这卫星从北方往南飞，落在四川。假设一旦落下来慢了一点，是不是卫星还继续往南飞？往南飞的话，走不好就出国了。就掉到海里去了。掉到海里还好办一点。卫星要偏了，就到了柬埔寨、越南这一带，落到人家国家去了。所以当时里头装了个炸药包，就是考虑到一旦发现这个问题，卫星落下来的时候，轨道不正常，往南跑得太多，我下个指令就把它赶快炸掉就完了。不要出国，那时候出国也是个比较大的事情。这想得很好吧。等到了靶场以后，开始电测了，再过几天卫星就要发射了。忽然又想明白一个事情，这个卫星假设不出毛病，非常正常落下来了，收回来以后，你也得拉回到自己工厂去把它打开，分解，把片盒拿出来吧？你这里有个炸药包，上了天以后又回来了，谁知道这炸药包里头出没出毛病？你一开盖，里头炸药包要崩了，你不就出事了？这不自己找活干吗？那时候就压力大了，到底装还是不装？因为你原来装是有道理的，你现在说怕出事你又不装了，也得讲出些道理。到底行还是不行？所以这个炸药包问题当时把大家搞得非常紧张。作为这个技术负责人，当然我就压力比较大了。白天晚上都在研究这个问题，确实是精神实在支撑不了了，身体上就出现一些小毛病。”（宗禾）